維修權的實踐困境：品牌策略類型分析與台灣制度觀察
- studio Slash
- 7月25日
- 讀畢需時 6 分鐘
手機送修價格接近買新機、家電報修卻要排到數週後才能處理，這些「想修但不好修」的使用經驗，讓越來越多人重新關注一個核心問題：
產品真的只能報廢嗎？我們，還能掌握多少修理的主動權？
維修權是什麼？
歐盟執委會於 2023 年提出《Right to Repair》法案草案，並在 2024 年由歐洲議會通過草案，進一步將維修權納入法制。這項法案的重點並不是鼓勵每個人都要自己動手修理，而是要確保：「想修的人，有條件能修；能修的人，不被阻礙。」
舉例來說，當一台洗衣機故障，在傳統的售後流程中，使用者常常得先聯絡品牌客服、排隊等待技師報價，結果被告知「整組換掉比較快」，費用甚至比買新機還高。但如果是在維修權導向的制度下，用戶可以直接查到零件價格、下載操作手冊，甚至選擇找信任的維修師或自己動手修理。這樣的制度，不只是讓產品「可以修」，而是讓人「有權選擇怎麼修」。
除了要求產品具備可維修性外，也規定品牌在保固期後仍須提供合理的維修服務、零件與技術資訊，同時保障獨立維修商的參與空間，讓修理成為一個真正公平、透明、可選擇的途徑。
三種營運路徑：品牌如何回應維修權挑戰？
隨著《Right to Repair》相關政策在歐美持續推進，「維修」不再只是售後選項，而逐漸成為品牌應主動回應的制度責任。面對這項轉變，企業不僅要思考產品是否具備可修性，更需要重新檢視其服務設計、品牌信任機制與整體營運邏輯。
本篇聚焦於：當維修成為政策推動下的新常態，品牌與企業如何調整產品與服務策略，將維修從一項被動應付的售後責任，轉化為創造顧客價值與競爭優勢的機會。透過觀察國際品牌的具體實作，我們整理出三種主要的策略路徑，各自以不同的制度設計與商業思維來回應「維修權」。
路徑一｜品牌主導的維修方式：制度怎麼設計，結果怎麼不同？
品牌若選擇保留維修主導權，大多會建構一套標準化的維修制度與供應鏈資源配置。
以 LG 為例，其在美國推出「固定價格維修方案」，使用者可依產品類型與損壞情況預先查詢含人工與材料的全包價格，減少因報價不透明產生的心理負擔。LG 同時於自家網站販售濾網、水箱、冰箱門封條等簡單零件，讓用戶可自行下單替換，分散服務壓力的同時，也拓展了輕度維修的電商收益。
這種制度控管模式，讓品牌得以保留對服務流程與維修品質的主導權。維修不再只是事後補救，而是品牌延伸顧客體驗與強化信任機制的一部分。
與之對比，Samsung 曾於 2022 年與 iFixit 合作推出 Galaxy 系列的自助維修平台，初期開放原廠零件與操作手冊，但合作於 2024 年終止。iFixit 指出，零件價格過高、供貨不穩、設計難以拆解以及 Samsung 要求第三方上報用戶資料等條件，是合作無法持續的主因。
雖然 Samsung 現行仍維持授權維修中心制度，但其限制條件與流程設計仍難與維修權倡議的開放精神對接。
這類品牌主導的制度設計，確實提升了用戶信賴與服務一致性，卻也清楚劃出維修權的界線：不是不能修，而是只能在品牌方設計好的方式中修。
路徑二｜從源頭提升可維修性：Electrolux 的設計邏輯與市場策略
Electrolux 將可維修性視為產品策略的核心，不僅將其納入設計標準，更延伸至供應鏈管理與售後系統。
品牌承諾：即使產品停產，也將保留十年備品供應。除了呼應政策，也是展現出對產品負責任態度的實踐。為了落實這項承諾，Electrolux 調整產品設計，用以支援模組化結構，提升零件替換的便利性，避免整機報廢。設計端強調零件標準化，降低跨代維修的技術障礙，也有助於降低維修成本。
在配套端，Electrolux 建立區域倉儲與授權技師網絡，確保備品可得性與在地維修能量，並強化維修教育與支援機制，提升技術服務品質的一致性。
儘管這類設計導向模式增加前期開發與營運負擔，但 Electrolux 看重的，是長期品牌價值與用戶滿意度的積累。這也讓品牌在面對歐盟將可維修性納入產品分級與公共採購標準時，具備高度策略韌性。
可見，在這條路徑中，維修不是售後補救，而是設計與系統規劃的一環。品牌不僅設計產品，也設計其未來可能被修復的方式與條件。
路徑三｜從耐用品製造商到生命周期管理者：Miele 如何透過服務平台轉化維修角色
對 Miele 而言，維修從來不只是售後支援，更是一項逐步內建進營運結構的長期承諾。
作為德國百年家電品牌，Miele 與荷蘭新創 Bundles 合作，推出洗衣機與洗碗機的訂閱服務。使用者無須購買設備本體，只需按月支付費用，即可獲得涵蓋使用、配送、安裝與維修的完整支援。這樣的模式讓設備責任從個人轉移到平台，維修也不再是額外成本，而是服務核心的一環。
為提升服務效率，Bundles 在設備中安裝 IoT 智慧插座，持續蒐集如用電量、水耗與使用頻率等數據，據此預測潛在故障，主動安排技師進行預防性保養，形成一套「預測式維修」機制。維修因此不再是等壞了才修，而是以數據驅動、系統主導的方式，提前部署並降低中斷風險。
根據 Holland Circular Hotspot 的報告，Miele 在與 Bundles 合作過程中，也逐步調整產品設計方針，強化設備的模組化、可拆解與可升級性。這些調整不僅有助於延長設備壽命、降低維修工時與成本，也讓產品能更貼合租賃平台的運營需求，展現高度的設計韌性與永續導向。
Bundles 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，每台設備每年平均可節省約 91 度電、3,000 公升水與 220 公斤 CO₂ 排放。這些成果不僅支撐其 ESG 敘事，也與 Miele 長期主張的耐用品質與資源效率目標相呼應。
透過這類平台型合作，Miele 嘗試開展一種新的顧客關係與產品責任邏輯：維修不只是售後選項，而是預先設計好的營運機制，是支持設備長期穩定運作、品牌持續累積信任的基礎工程。
臺灣現況：修得下去，但還稱不上「能自由修」
在臺灣，「修電器」從來不是新鮮事。巷口的電器修理行、在地的維修師傅，是許多人記憶中再熟悉不過的存在。這樣的修理文化，不只是對物件的延命，也是代代傳承的生活智慧。
近年來，品牌售後服務逐漸制度化，像東元、大同、聲寶、三洋等家電廠商，皆設有線上報修、到府服務與明確保固流程，使用者在報修與處理上多能順利完成，建立起「能修」的基本信任感。從維修服務的角度看，臺灣的制度確實健全。
但當我們把視角轉向「維修權」，問題就不只是能不能修，而是：使用者是否有權知道怎麼修、取得零件、選擇由誰修？目前多數品牌仍未開放零件販售與技術手冊，第三方維修常遭保固排除，形成服務效率高但資訊封閉、修得下去卻缺乏選擇自由的結構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這樣的限制並未終止臺灣對「修理」的想像。這幾年，小家電維修所、南方修理聯盟等在地社群行動逐漸浮現，結合志工網絡、資源媒合與社區參與，延續了傳統修理行的文化脈絡，也補足了制度之外的維修需求。它們讓維修回到人的手中，也讓「想修的人，有條件能修；能修的人，不被阻礙」有了更具體的實踐路徑。
我們將在後續篇章中，持續關注那些以社群為主軸的修理行動——無論是街頭師傅、在地合作網絡，還是逐漸浮現的開放式知識共享模式。這些行動不只回應日常維修的現實需求，更在制度縫隙中創造參與空間。
放眼全球，也有越來越多修理者透過不同形式實踐維修權，從線下聚會到線上協作，從修理實作到倡議推動，擴大著修理作為權利與文化的公共能量。我們也將持續整理這些能量，看它們如何在不同地方發生、連結，並為未來開出更多路徑。
